1939年5月11日晚，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灯光亮到深夜。警卫员凑到厨房窗口，“主席的话按天配资平台，可别忘了——今晚多备一盘炒肉丝，再添鸡蛋汤。”一句叮嘱，预示着当天的客人分量不一般。几刻钟后，刚刚在鲁艺音乐会上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的，带着一身汗意推门而入。这位33岁的作曲家，此前已用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胜利进行曲》震动陕北，他对毛泽东来说，是延安文化阵线里最锋利的“音符武器”。
往前翻三个月，2月初的寒风仍刮得凌厉。冼星海第一次单独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。那天午后，毛泽东正蹲在坡地里挖沟引水。看到来客，他放下镐头，笑着伸手：“欢迎，人民的音乐家。”冼星海略显拘谨，却被一句“星海同志，咱们聊聊生产和音乐”带进了主题。对话不长，却奠定了两人之后频繁交流的基调——音乐与革命相辅相成，精神粮食同样要自给自足。
延安讲究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冼星海对人人拿锄头多少有些疑惑。毛泽东听完他的顾虑，随手在土里划一道线：“粮食是第一条战壕，艺术是第二条战壕，两条都得挖深。”这番话直击要害，冼星海回到鲁艺后主动领了三分薄田，很快写出《生产大合唱》。想象一下，窑洞外“二月里来呀好风光”的歌声此起彼伏，与锄头击石的节奏对上拍子，确实提气。
时间线推进到5月11日。“黄河”首演现场，人山人海。合唱团一百多人分四排站定，第一声铜管响起即气势如潮。曲终时，毛泽东腾地起身，连说三声“好”。散场后，他请冼星海到窑洞用晚餐，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顿特意“加餐”的饭局。延安物资紧张，一只鸡、两样青菜已属奢侈。毛泽东夹起鸡肉递过去：“客人先动筷。”冼星海忙推辞，旁边的袁牧之调侃：“主席，这算不算喧宾夺主？”窑洞里笑声连连，紧张的战争气氛竟淡了几分。
席间，毛泽东问到一个理论问题：“音乐学派是不是离不开民族性？”冼星海回答得干脆：“脱离民族，就谈不上根基。”这一来一回，把双方共同关心的“怎样为大众写歌”掰开揉碎。毛泽东强调要防“艺术教条主义”，冼星海点头称是，随即表示要在下一部作品里融汇晋东南民歌节奏。这个构想，几年后成了《九一八大合唱》里的重要段落。
同年秋天，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了延安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在迎宾晚会再次唱响。有人写评论：“一曲大合唱，可抵十万毛瑟枪。”这句略带夸张的评价，却真实反映作品在抗战时期的鼓动力量。毛泽东随后批示：将曲谱和分声部录用于前线。于是，从晋察冀到苏北，新兵们在夜色中练习“保卫黄河”，节奏虽不齐，却极具感染力。
1940年5月，中央决定派冼星海、袁牧之赴苏联考察。出发前一天傍晚，毛泽东又在窑洞设饭，为他们送行。这次厨房提前买到一只老乡家的土鸡，辣椒切得更细。桌上谈的不仅是签证和护照，还包括安全问题。毛泽东提醒：“到西安办手续，护照别用真名。”钱韵玲灵机一动，把丈夫的新化名定为“黄训”，“随母姓再加我母名，挺合适”。毛泽东听完笑道：“好，就叫这个。”
苏联之行并不顺遂。1945年10月30日，冼星海病逝莫斯科，仅39岁。噩耗传到延安，毛泽东沉默良久，最后吩咐：“追悼大会推迟一天，全城下半旗。”11月14日，鲁艺礼堂挤满悼念者。毛泽东亲笔挽联只有十四字：“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。”简短，却掷地有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冼星海最后完成的《民族交响乐》原本准备回国后呈送毛泽东。他在手稿首页写道：“谨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。”这份手稿辗转多年，如今收藏于国家图书馆，纸张已泛黄，批注依稀可辨。当年窑洞里一次次推心置腹的交谈，终究化作一部部作品，也化作一段段战地歌声，成为战争年代最朴实却最强硬的精神支撑。
冼星海走后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继续在海内外演出。抗战胜利那年，重庆《中央日报》社论提到：“黄河旋律催生无数保家卫国的行动。”言辞虽有高度政治修辞，然其影响力不容小觑。音乐击鼓传花般燃遍前线后方，冼星海的名字随之成为抗日文化符号。
杨家岭那口厨房早已成旧址，两盘炒肉丝也早无痕迹。然而，1939年那顿“加餐”的细节，却在口口相传中活了下来。它提醒后人，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仅靠枪炮，还靠粮食、还靠旋律，更靠人与人之间关于信念的默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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